【编者的话】
近年来，青少年语言“粗粝化”趋势引发关注，也惹来教师和家长的担忧。脏话正从骂人工具变成语气词和口头禅，网络热梗、短视频正在重塑孩子的表达习惯。本期教育星球希望从教育和医学等不同角度探讨这一现象出现的成因与应对。
话题主持：新民晚报记者 马丹
每逢校外交流或亲友聚会，总有神情焦虑的家长向我倒苦水：“沈老师，我家孩子平时看着斯文懂事，怎么打个游戏、聊个天，嘴里就冒出几句难听的粗话？”身边不少同行也时常提起，自家或班里的孩子时不时冒出些不那么“斯文”的词，问起来，孩子反倒理直气壮：“大家都这么说。”
在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里，学生理应与粗言秽语绝缘。虽然在华东师大二附中，受益于浓厚的学术氛围与良好的习惯养成，我所带的班级里这类情况很少见；但走出校园，在与不同学段教师的交流和日常走访中，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如今的青少年群体里，哪怕是成绩不错、家教良好的孩子，口头表达的“粗粝化”也在悄然上升，越来越多的孩子说话有点“脏”了。当家长把这归咎于“孩子学坏了”，作为教育者，我们或许该先放下道德评判的直觉，去认真思考一件事——孩子的语言，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有个细节我一直记得。去一些学校交流或在公共场所观察时，我常留心听孩子们课间或放学路上说笑。早些年，学生聚在一起听到的粗话，一只手数得过来；现在粗话明显多了，但说这些话的孩子，脸上没有怒气，甚至带着笑——他们不是在骂人，只是在说话。
上报AI生成
词变轻了
这些年听学生们说话，最明显的变化不是他们说了脏字，而是脏字在句子里的位置变了。
从前的脏话是用来骂人的：有对象、有火气、有前因后果，说完是要承担后果的。现在它常常落在句子中间，成了一个语气词、一次停顿、一声叹气。它不再指向谁，攻击性被稀释成了习惯；你追问“这话什么意思”，孩子愣一下：“就……随口说的。”词还在，意思却空了，只剩一个情绪的壳。
功能也变多了。它可以用来打招呼，用来起哄，用来表达惊叹，用来掩饰答不上问题时的尴尬。一个词能顶十种情绪，孩子们自然乐得用。某种程度上，它成了他们语言里的“万能胶”——哪里需要粘一下，就抹一点上去。而万能的东西，往往也最廉价。
还有一层原因容易被忽略：孩子们的语言老师换了。过去是父母、老师、课本；现在还有短视频里的主播、游戏里的队友。主播为了三秒钟留住观众，语速快、情绪满、用词糙，一句话里能塞进三个感叹。孩子模仿的往往不是内容，而是那个“带劲”的语气——在他眼里，那才是“会说话”。
更有意思的是“变身”的本事。平台对脏话和敏感词的审核越来越细，孩子们就自己发明替身：用读音相近、字形无害的字，替代那些说不出口的词。大人听着像玩笑，孩子心里明白那是什么。遮住的是字，留下的是态度；甚至因为“人人会打暗号”，这种话传得更快、更像自己人。听懂的人相视一笑，听不懂的大人则被挡在圈外——这份“把大人排除在外”的快感，有时比脏话本身更有吸引力。
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答案往往只有一句：“大家都这么说。”一句话，把责任交给了“大家”。
表达变轻了
词变轻，是因为用词的人也在变轻。表达变轻了，思考也就跟着变轻。
我曾在一次跨校心理沙龙上做过小测试：请一个习惯用网络粗话感叹的孩子，换一个词，把刚才的感受说清楚。多数孩子说不出来。考砸了、被误解、输球、被当众点名，这些明明不同的难受，在他嘴里是同一个词。可人要先能说清自己怎么了，才可能想明白该怎么办。说不清，就想不明白；想不明白，也就安抚不了自己。
这种“说不清”会一路蔓延到笔头。不少语文老师在批改作文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通篇都是网络腔，情绪很满，事实很少；问他当时到底怎么想，他说“就是很崩”。一个连“难过”和“委屈”都分不清的孩子，很难写出打动人的文字，也很难在真正的挫折面前，给自己找到一条具体的出路。
粗口之所以有吸引力，还因为中学阶段正是大脑里负责“踩刹车”的那部分尚未长好的时候。冲动上来，最先冲出口的永远是最省力的那个词。这在一时是痛快的，在成长里却是要付账的：省掉的不是几个字，是分辨情绪、理解处境、寻找出路的那道工序。台阶踩得多了，楼梯就不会走了。
责任也是这样变轻的。“我只是随口说说”“我又没恶意”“大家都这么说”——三句话，就把“我的话可能伤了人”这件事轻轻放下了。语言上的一次免责，往往就是心里的一次免责。孩子练熟了这套说法，将来遇到真正需要担当的时刻，也会习惯性地先找一句现成的话挡在前面。
关系变轻了
更要紧的是，词一轻，人与人的关系也跟着变轻。
从前带班时曾遇到过一件小事：几个调皮的男生，反复拿一位同学用过的餐具去碰一位女生的嘴，自认为是青春期无伤大雅的玩笑。女生起初一笑而过，直到某天情绪爆发，拗断了那把餐具。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最后演变成几个孩子各自委屈、各自愤怒。
处理这件事时，我给全班立了一条原则：玩笑的边界，不由开玩笑的人决定，而由被开玩笑的人感受决定。别人能接受的，是玩笑；别人接受不了的，就是欺负，甚至欺凌。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粗口。说的人或许真的“没有恶意”，但听的人受到的冒犯是真实的。一句随口的脏话落在敏感的心上，完全可能成为一场漫长委屈的开端——而说的人浑然不觉，因为他从来没有被要求去看对方的脸。
我也见过另一面：有些孩子在网络上习惯了“对喷”，回到教室，也以为话可以随便说。屏幕隔开了脸，也隔开了后果；久而久之，他失去了判断“这句话说出去，对方会怎样”的能力。语言上的钝感，常常就是这样一点点练成的。
所以每次探讨这类矛盾，我从不敢只当成“小孩子拌嘴”。教师做与不做、严与不严，本身就在向学生传递成年人的态度：我们究竟容不容许“让别人不舒服”成为表达自由的代价。这份态度，比任何一次批评都更有分量。
教育能做的几件事
谈教育之前，先要排除一种可能：极少数孩子在安静环境里频繁眨眼、清嗓，伴随不受控制的秽语，越紧张越剧烈，事后又极其自责痛苦——这可能是抽动秽语综合征，属于医学范畴的发育障碍，必须尽早协同专业医疗机构干预，绝不能当成品行问题简单惩戒。分不清这一层，教育就可能用错力气。
排除之后，我们能做的，其实是三件朴素的事。
第一件是“补词”与“疏导”。不是禁止他说什么，而是给他更能用的词。班会上，我带着孩子们做“情绪词典”：生气、委屈、羞耻、不甘、被冒犯，一个一个辨析，配上各自的场景；带孩子们读诗，让他知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也是一种难受的说法；和孩子们一起写周记，允许他写“我今天很烦”，但要求写清“烦的是什么”。词汇丰富了，粗口才不再是唯一的出口。
语言的贫瘠，其实是源于内心的拥堵。学校和家庭应当为学生提供更多样化、更健康的情绪释放途径。正如华东师大二附中校长周彬常说的，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对完整的人的成全，要让校园充满成长的温度与生命的活力。在二附中的校园里，我们追求“卓然独立、越而胜己”的卓越教育，丰富的社团活动、体育竞技、艺术创作以及专业的心理成长课程，都在为学生搭建理性宣泄的平台。当内心的焦虑与挫折能够通过挥洒汗水、敲击琴键、撰写文字得到同理与安顿，那些借由粗言秽语冲破防线的冲动，自然会逐渐消解。
第二件是“立界”。孩子私下偶尔的口头禅，不必视如洪水猛兽；但公共空间必须有红线——课堂上、走廊里、集会时，说话要顾及在场的人。周彬校长曾指出，好的教育是帮助学生完成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成长跨越。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不是古板，而是现代公民最基本的教养。把这条界线讲清楚，比反复训斥“不许说脏话”更管用。
第三件是“放手”。新学期，针对同龄人社交圈里的网络粗话现象，我班的几位学生结合校内外观察，自发起草了一份面向青少年的《关于规范用语、抵制脏话的倡议书》。
让我惊叹的是，他们对脏话的分类比许多成人的规章更细致——辱骂攻击类、粗俗口头禅类、低俗谐音类、侮辱指代类、谐音脏话类，逐一举例、逐条杜渐；他们还设计了自我约束办法：想说粗话时先问一句“这话值不值得我冒失礼的风险”，每天睡前花十秒回顾当天有无失言，把最想说的气话换成用力握拳这样的无声动作；甚至设计了从善意提醒、如实记载到按班级公约处理的阶梯式提醒机制，用来彼此共勉，而不是等着老师来裁决。
倡议书的末尾，是孩子们自己拟的一句话：“真正的酷，是出口成章，而非出口成脏。”
这句出自中学生之笔的话，胜过教师的千遍说教。当规范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禁令，而成为同龄人之间自下而上的约定，语言文明才真正从他律走向自律。
还有一件不能忘的事，是请家长一起做。孩子最擅长的不是听我们说什么，而是学我们怎么说。如果一边刷着短视频里的粗口段子，一边要求孩子说话文雅，这套标准在孩子那里是立不住的。家庭里那句脱口而出的抱怨，往往就是孩子口头禅的源头。
说到底，语言不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心灵的外化与思维的容器。面对新信息时代的语言冲击，教育的职责不在于筑起一座隔绝外部世界的玻璃温室，而在于帮助孩子在喧嚣的信息洪流里修炼审美定力——既懂得尊重规则，也始终保有把话说清、把情说准、把人放在心上的能力。当他们有一天能用准确的话说出自己的委屈，也就能听懂别人话里的疼。
这或许才是“好好说话”真正的分量。
本文作者：沈彦含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英语高级教师、上海市“十佳”班主任、上海市园丁奖获得者
文章刊登于10月23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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