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展览做了一个尝试，希望从漫画跟木刻形成的一种新艺术的格局，去理解那个时代的创作动能。”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策展人蔡涛告诉南都记者。
“通过符罗飞这个案例，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些机制性的问题。这个展览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把一些所谓的历史的‘失踪者’拉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感怀一下这么简单，实际上我们更想讨论的是现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段美术史可能将来会向世界人民贡献什么？”蔡涛表示。
2026年4月19日，符罗飞（1897-1971）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艺术生涯回顾展——“换了人间：符罗飞的现实主义绘画与中国战时艺术”在泰康美术馆正式对公众展出。
展览呈现作品四百余件，分为“田园牧歌”“怒吼吧中国”“饥饿的人民”“星丛：人间画会与中国战时艺术”“换了人间”“自画像”“海之南”在内的七个单元，立体呈现符罗飞个人经历和所处时代背景对其创作主题和风格的影响。展出作品中有29件为泰康收藏珍品，另有珍贵历史文献百余种，其中不乏大量首次面世的未公开手稿、史料等稀缺研究资源。
展览不仅聚焦符罗飞个人的艺术实践，更通过中国战时艺术与“人间画会”脉络相关代表作，努力还原1940年代左翼美术的发展生态，匡补现代美术史研究里一块“缺失”的拼图。透过这批重要作品与历史文献，观众得以重新审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战时艺术的丰富性与现实主义艺术的广阔道路。
在动乱的漩涡中调动起创作的势能
符罗飞的艺术生涯跌宕起伏，既是个人生命与画笔交织的传奇，也是中国现实主义绘画和新中国美术发展的生动缩影。他生于海南穷苦渔家，却成为了首位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他少年时代就在南洋一带漂泊谋生，青年时代投身大革命，随后更远赴欧洲求学，却与手中画笔相伴终身，以艺术为苦难时代呐喊；水墨、速写、漫画、油画……符罗飞以多样艺术形态深入战争和流亡的历史现场，讽刺社会黑暗、抒写家国情怀，其作品锐利而充满力量，闪耀着战时艺术的思想锋芒。
符罗飞以画笔为枪，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战时中国的动荡环境和革命脉动；以个体良知和性情化作笔调，淬炼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绘画语言——这被他本人定义为“现实主义浪漫派”。艺术家黄新波曾评价他的画作“使人颤栗，使人激愤，同时也使人在灰黯的色调中看见美丽的虹彩”；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人戏称其画风如同“一盘辣椒炒牛肉”——劲道、炽烈、直抵人心。
通过符罗飞的创作，展览揭示了战时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特殊的艺术形态。蔡涛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革，当所有的文化之间开始密集地交流，各种技术开始全球流动，各种新的观念从德国到苏联到中国不停地传播，“就是这样一个不息的运动，这样的所谓的内发的社会变革的冲动，导致了像符罗飞这样的革命艺术家的诞生。”
谈及符罗飞的创作机制，蔡涛说：“当一系列巨大的动乱、灾难让他身处漩涡当中的时候，他往往因为外部的不可抗力，被调集起来创作的势能、动能，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包括展览最后那张自画像，这张1967年的自画像是一个拳头，还有一个怒发冲冠的形象，他依然是在表达他的处境跟绘画之间的真实关系。”
“人间画会”：重申艺术的现实关怀
1946年，符罗飞在香港被推举为“人间画会”首任会长，这一团体及其周边，汇集了战时国统区最杰出的一批左翼美术家：黄新波、张光宇、叶浅予、庞薰琹、廖冰兄、谢趣生、李桦、野夫、黄永玉等一批经历抗战走向成熟的现代艺术家，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战时艺术的脊梁。
“人间画会”的主要成因之一，是战时艺术家有组织的迁徙。蔡涛表示，迁徙本身也构造出了他们的某种创作模式，随着这种战时的流动，这批艺术家形成了一个具有价值认同和方法创新的小团体。
“我们这次主要展览的艺术家，都是社会大学的学生。黄永玉长期流浪，黄新波在上海美专可能注册一下，马上就去参加社会革命。符罗飞也是学校待不住的，他的活力不是学院里能达到的，我们要把握他的一个流浪气质。”
“为什么说黄新波到了香港之后，张光宇、王琦这些人都往香港这边去，因为他们有价值认同。他们都觉得这个时代的一个艺术的发展方向就是应该有现实的关怀。所有的从西方学过来的方法，还有从中国的民间，中国的文人画里面重新看到的语言传统都应该被消化，成为今天的一种现实关系，这个是他们当时非常大的一个抱负，当然也是全球主义当时流露出来的一个抱负。”蔡涛说。
展览的“星丛：人间画会与中国战时艺术”单元，集中展示了“人间画会”成员的作品和相关的史料文献。谈及“人间画会”与延安左翼革命美术的关系，蔡涛表示，当时的延安也在跟国际对接，也在寻求怎么样在中国本土的艺术语汇尤其是民间艺术语汇上面，重新产生一种能跟世界对话的新语言。
“古元的诞生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时刻。在香港，当古元的作品依次介绍过去的时候，张光宇他们非常兴奋，他们认为延安和他们是一道，都是在不同的文化土壤里面去锻造一种中国新艺术，所以陕北当时对他们来说仍然还是召唤。”
一代艺术家的命运轨迹与精神抉择
泰康美术馆的学术研究框架以“1905—1942—1976—现在”为断代节点，并以“建制、媒介、艺术生态”为三大核心问题，其中“媒介”自2012年起被持续作为核心议题推进，强调以历史观与当代并重的视角，理解不同艺术媒介在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中的嬗变。
符罗飞作为20世纪早期艺术留学群体的一员，其创作跨越学院训练、战时现场与社会建设多重场景，既是现代美术语言的引入者，更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建设者。符罗飞担任首任会长的“人间画会”，在战争背景下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美术的现实主义转向。符罗飞的艺术实践深度嵌入20世纪中国的历史肌理，其戏剧性的人生转折、融汇中西的艺术实践，以及兼具知识分子自觉与革命者情怀的复杂身份，构成了那一代艺术家命运轨迹与精神抉择在绘画媒介领域的一份生动个案。
“换了人间”的展览主题提示了符罗飞画笔下时代变革的强劲节奏，以及现实关怀下的艺术语言变革。在苦难弥漫的20世纪上半叶战时中国，符罗飞以画笔为身处黑暗中的难民和无告者作证，将个人命运熔铸进民族叙事。他的艺术实践，如一束不灭的星火，在时代的暗夜中持续燃烧，映照出人性的尊严与理想。
展览呈现的不仅是原作和文献的物质集合，更是一个时代的艰难步履、一群人的艺术理想，以及现实主义艺术的坚韧生长状态，兼具史料价值与艺术研究价值。
据悉，展览持续至7月5日。
专访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展览策展人蔡涛
南都：你为什么觉得符罗飞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顶级人物？
蔡涛：因为符罗飞的这种艺术语言能力，是真正从他本身的良知，从他自己的真实经历出发的，没有什么虚饰的东西。根据他看到的黑暗现实，他需要传达的强烈信号，他自己发明出一套语言。
那个年代最激进的艺术家可能就是漫画家跟木刻家。漫画家擅于讽刺，版画家擅于深入现实的观察和表达。前者代表了艺术的想象夸张，充满了奇诡的想象力；后者深入地去认识中国的现实和人本身的脆弱性。
这两条路径合起来就变成符罗飞了。不仅仅是版画跟漫画，他还创作国画、洋画、电影，所以他的能耐就是，他把那个年代他认为的能够用的艺术语言全部融合到一块去，变成他自己的语言、腔调。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步？
出名不出名是另外的一种学问，我们现在单说他画得怎么样，符罗飞这个艺术家是相当了不起的。
南都：为什么符罗飞在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存在感不强？
蔡涛：因为之后中国整个审美的教育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南都：在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中国美术其实也还有别的路径，比如林风眠、赵无极这一脉。
蔡涛：林风眠为什么被认可？林风眠的学生是赵无极、吴冠中。学生成功了之后会不会抬老师？符罗飞没有一个成功的学生。而且他之后去到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已经不在美术界了。为什么徐悲鸿成功？因为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他的故事会不停地被讲。但没有人讲符罗飞的故事。
我们来讲。我们这个展览最初的目标就是彰显价值。不是做名人画展，而是彰显价值。
南都：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符罗飞的艺术的？
蔡涛：从1997年就开始。我大学毕业分到广东美术馆工作，家属把这批画捐进来，我一看，觉得怎么画得那么难看？在我们的以前的审美教育里边，这种艺术家都是不会画的。所以我花了30年时间去读懂这个人，读懂了之后就明白了，这就是最高的水准。
看到这些画我们可能联想到杜米埃，想到戈雅，想到墨西哥的里维拉，这些战争美术里边的世界顶尖级人物。所以在战争时期符罗飞这些艺术家还是有很活跃的国际视野，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封闭的状态。
南都：符罗飞是中国第一个参展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中国艺术家。他当时为什么能够参展？
蔡涛：当时的情况其实没那么复杂。他是作为一个外国艺术家在英国馆展览，那时候在威尼斯双年展里还没有中国馆。我们的国家当时很弱，这些海外侨民遇到一些机遇，就送展到威尼斯双年展去，那边收来展出了。但这是一个个人行为，不是国家行为。
我们也知道那个时候符罗飞的艺术还没有达到成熟，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也并不代表着符罗飞被国际前沿的策展人认可。真正的来自美术史的认可是我们这次展览。
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不是一个硬性指标，可能在巴黎他们会以秋季沙龙作为指标。所以符罗飞那个年代送展这个事情不要理解得太过。
南都：他的艺术真正成熟起来是在什么时候？
蔡涛：我觉得应该在1945年到1947年这段时间。
南都：1946年“人间画会”在香港成立，符罗飞是首任会长。他在画会里主要发挥了什么作用？
蔡涛：他那个时候还在中山大学做老师，但是有时候去香港做展览，并没有完全迁居过去，主要还是在广州。
符罗飞在“人间画会”发挥的作用主要是精神鼓励。因为他是一匹独狼，我在策展文章里边说了，这人是独狼，他不依托组织的，他就自己干，像侠客一样。只是别人觉得他有一定的号召力，又是中大教授，所以人间画会在香港注册的时候，用一个中大教授来注册比较稳妥。
南都：“人间画会”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一个宣传组织吗？
蔡涛：当时对于国统区的这些进步艺术家，有更加明确的统战工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1947年底开始，中共这方面的影响会越来越强烈。随着内战局势的明朗化，这些艺术家纷纷地就往“人间画会”这边集合了。这也是大势所趋。很难说一开始“人间画会”是一个中共组织，但确实这批艺术家跟共产党的关系会更密切。
南都：那不勒斯的求学经历在符罗飞的艺术中留下了哪些痕迹？他回到中国后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型？
蔡涛：他本来乘船想去巴黎的，结果哮喘病发作，就只能留在那不勒斯。正好那不勒斯画派是关注社会底层的，比巴黎画派有更明确的现实主义倾向。所以在哪下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哪上船很重要，在哪下船也很重要。
其实不管是留法还是留意，我觉得艺术家在当年都有转型的困难。在西方的学院里边受了训练之后，回到中国的现实，你怎么画是个大难题。符罗飞挣扎了很多年，差不多到1940年左右，他才真的挣扎出来一个自己的画法。我觉得这个是普遍的现象。当时的画家们，尤其是有留洋经验的，都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就像徐悲鸿，最后画出来是一个国画的马。他们都在想怎么样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一个时代的符号。
比如说符罗飞为什么突然把人短缩了，变成全是小矮人一样的，我估计也是某一个瞬间，突然他就觉得用这种办法特别能让他思维活跃起来，他要那种混乱的画面，这些小人在里边的无助、混沌，能够给他带来一种创作的主动性。
南都：因为早年流亡南洋的经历，他的艺术里是不是也存在很多来自南洋的元素？
蔡涛：大量的。凡是解释不通的，我现在基本上都归类于南洋。就是那些奇奇怪怪的形象，那些狰狞的形象，我觉得很可能是他早年在印尼、马来群岛流亡的时候，那些庙里边供的佛神鬼怪，全部都在记在了脑子里，后来这些形象一变而成为对战时时事的讽刺。
跟廖冰兄、张光宇的那种漫画不太一样，符罗飞画里形象的惨烈程度估计只有在南洋群岛找到。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展览能够巡到新加坡去，那边的研究者应该更加能够去解释这些事情。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太原炒股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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